众所周知，由于中药药效物质的复杂性，每一种中药都具有多种功效。这些功效是作为中药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药材与生俱来而客观存在的。然而人们发现这些功效又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任何中药著作对各药功效的记述，都只能是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认识水平的反映。这些内容应该是动态的，不会一成不变。所以，其记述的功效只能是当时较为公认的和比较重要的部分，不可能也不必要是十分完整的，其相对性不可避免。
首先，药物功效的认识过程十分困难。如忍冬藤与金银花早自汉末便开始入药，虽然其用于热毒疮痈可见于唐代的方书，但明确总结出有关清热解毒的功效，已是在临床使用一千多年后的明代《滇南本草》、《本草纲目》诸书；又如出自《神农本草经》的经典药物石决明、龟甲等品，人们认识其能“平肝潜阳”的时间更晚至清末之后了；称侧柏叶清肺止咳、银杏叶活血通脉、补骨脂止咳平喘，则均是现代的发展；然而，三七的益气血、黄芪的补心气、葛根的利血脉等等，尚有待于达成共识，并加以最终认定。药物作用发现的长期性，同样存在于化学药物之中。比如西药中的经典药阿司匹林，在全球普遍用于解热止痛百余年之后，近年又发现了本品可以抑制血小板黏附和聚集、抗血栓，并成为减少（或减轻）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预防心肌梗死发作、大脑一过性血流减少等的热点药。化学成分单一的西药尚且如此，其物质基础十分复杂的中药，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中药功效记述中不完整的情况普遍存在，而且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这种不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大量药物还有若干重要的功效需要不断加以总结认定；另一方面，随着临床医学的进步和疾病谱的改变，原来具有一定实用价值且为人们熟知的某些功效，又应与时俱进，及时加以淡化或删除。例如贯众，历来因其能驱绦虫，而分类于驱虫药之中。目前因绦虫病已罕见于临床，其驱绦虫的功效日渐少用；更重要的是这一应用很不安全，本品用以驱绦虫必须重用，当达到这一有效的较大剂量时，会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害。因此，该功用在目前的实用价值已经基本丧失。又如麝香与牛膝，在产科十分落后的古代，其下胞衣或下死胎的功效，于非常之时可不得已而用之；现代产科不断快速发展，此类功效早已无人使用，谁再用于临床，恐怕应视为医疗事故了。再如威灵仙，其入药品种自清代后期以来，已从唐代之后的玄参科草本植物，改变成为毛茛科木质藤本植物，原品种的疗效尚不得而知，再移植于今日的品种以之“治骨鲠”，果真会有效吗？设想我们一旦出现以上不幸，你自己会去选用这些办法吗？对于这类功效，如果继续因循守旧，还要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岂不是误人子弟！
作为中医药院校使用的《中药学》教材，实际上是入门性的，此课程开设于前期，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并不扎实，而且学时又非常有限。教授该课程时，怎样尽快将学生引进门，培养独立的学习方法，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于具体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只能择其主要，不必求全入微，否则欲速不达。所以教材有别于学术专著，对药物功效的表述，也不必面面俱到，只能相对合理。
再者，一些类似药物功效的有无和强弱，往往也是相对的。如附子与川乌，出自同一植物，一为子根，一为母根。前者的功效习惯表述为“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后者则为“祛风湿，散寒止痛”。实际上此二药功效的差异是次要的，而相似性才是主要的。但如果只从文字的表述来看，则恰好给人以相反的结论。只有认识其相对性，才能贴近实际。川乌其实也具有类似于附子的回阳救逆和补火助阳的作用，由于功力相对较弱，且毒烈之性过之，对于亡阳证这样的急重证，其临床实用价值不如附子，因而逐渐被淡化了。王好古早就指出川乌可“补命门不足”；李时珍也称其“助阳退阴，功同附子而稍缓。”《博济方》“治阴毒伤寒，手足逆冷，脉息沉细”之“退阴散”，以其与干姜配伍，作回阳救逆之用。而附子自《伤寒论》甘草附子汤开始，谓其能“逐风寒湿”者，并不鲜见。只是其力不如川乌，在附子比较多的功效中相对次要，所以未被重视。此类情况同样反映在肉桂与桂枝、生姜与干姜、陈皮与青皮等药之中。
又如，行气与破气，更是相对为文了。一般认为枳实烈于陈皮、香橼等药，常以破气药目之。枳壳作用稍缓于枳实，但仍强于陈皮诸品，其功效究竟是破气还是行气，这就很难认定了。在现行的客观性试题中，有的一定要考生作出唯一的选择，有必要吗？同样在行气药中，木香长于行气止痛，难道就不能行气除胀？厚朴长于行气除胀，就一点行气止痛之效都没有吗？在作用部位方面，青皮、香附疏肝，就不可以理脾？陈皮、紫苏叶行气理脾，就与疏肝毫不相干吗？此外，羌活的主治上半身与独活的主治下半身、陈皮的主高与青皮的主低等等，都不会是绝对的。只有这样理解中药功效的相对性表述，才能学好和用好中药的许多理论和应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