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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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5/19 16:59:00

文明发展的滞后,使每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汉化过程。女真人的大金国也是如此;尽管也因此失去了血性,最终在矛盾的挣扎中走向灭亡。《金史》认为,“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以文立国重要的是选拔人才,科举无疑一种是相对公平的手段。初期的金朝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作为征服者的女真人,以及被征服的辽国人和宋朝人三类群体。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女真人主要依靠*功、世袭和依附功臣家族入仕,不需要参加科举考试。对于辽国人和宋国人来说,科举则是他们入仕的主要途径。

金初,鉴于宋辽存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金在占领的原宋辽地区采取不同的科举制度,称“南北选”,南选考经义,北选考诗赋。金熙宗时期(-年)对其进行了改革,虽然依旧是“南北选”,但南北方考试的内容开始相同,都必须考经义和诗赋。海陵王时期(-年)则更进一步将南北方考试合二为一,不再分别举行。年,金世宗(-年)又“首次举行女真(人)进士考试,录取27人”,只不过女真人的进士考试十分宽松,“录取的比例基本为二取一”。

金代官学制度恢复地较晚,直至天德三年(年),海陵王在才在上京创设国子监,至金章宗继位时全国仅有官学17处,文登官学赫然在列。

依光绪版《文登市志》所言,“境内宋代之前的官学无史可考”,最早“敕建”学宫的时间是“宋庆历中(年-年)”,“大观初(年-年)复增大之,规模宏敞,为诸邑冠”。以重金扩建学宫说明境内在北宋时期对于教育非常重视。然而与国家命运同样不幸的是,北宋文登学宫在“建炎中(年—年)毁于兵”。随着官学制度在金世宗时期逐步恢复,文登县再次率先重修学宫。“金大定十二年(),县令李大成迁建于县治东”。文登学宫的重建,进一步说明了文登在当时已经是区域文化高地,学风浓郁、人才辈出;同时也为前面提到的人口规模问题提供了佐证。

金章宗(-年)对于兴办官学更为重视,继位伊始便下诏兴京以及各府、节镇防御州都要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并在原17处官学之外新置官学60余处。随后,金章宗又要求各刺史州也都要兴建学宫,县以下则自行设立学校;且要求所有学校都要与孔庙修在一起,并划拨一部分官田,将其租税作为老师和学生的补贴,金代的官学教育因此进入鼎盛阶段。

尽管文登学宫直至年才得以重建,但在此之前,郭长倩早已凭一己之力扛起“文登学”的大旗。

郭长倩,生卒年代不详,年考中金朝“经义乙科(进士)”。“经义”是金专门为原北宋境内人士设置的“南选”考试,考试内容主要来自经书,相对于辽人“北选”的“诗赋”来说较难,需要应试者对经书的义理有着极深的造诣。虽然郭长倩考取的是“乙科(进士)”,也就是第二等级,但已经十分难得了。因为按照《文登县志》的记载,古文登县“自隋设进士科以取士,由唐及宋,邑人之预是选者,仅得3人焉。”另据《威海文化通览》统计,如果将当时属于牟平县的乳山也算进去,将地域范围扩展至今天的威海全境,“自隋至北宋末年的年间,境内仅有四名进士留名。隋代进士未有记录。唐代进士仅一人,,,北宋有三名进士传世。”因此,郭长倩能够在文登学宫荒废16年后,仅凭自学或私学便考取进士,其才学绝非一般。

更为难得的是,郭长倩做到了“名垂青史”,而这一点几乎是所有人的愿往。据《金史》记载,“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统丙寅经义乙科。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与施明望、王无竞、刘岩老、刘无*相友善。所撰《石决明传》为时辈所称。有《昆嵛集》行于世。”

虽然从《金史》中给出官职来看,郭长倩只是正五品级别,但从文登解元于霖逢在民国六年(年)重修郭长倩墓时所写的碑文来看,其级别可能更高。于霖逢使用的提法是,“中议大夫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骑都尉汾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明确列出关于郭长倩官阶、勋位、爵位和俸禄等详细信息。其中,“紫金鱼袋”虽然只是一种戴在腰间、盛装“鲤鱼状金符”的饰物,但在唐宋时期,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穿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只能穿绯(大红)袍、佩银鱼袋,六品穿绿袍,无鱼袋。

关于郭长倩的学术成就,由于《石决明传》和《昆嵛集》等著作已经遗失,人们只能从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的《中州集》中可管窥一斑,其中收录有郭长倩的一首诗《义师院丛竹》。

南轩移植自西坛,瘦玉亭亭十数竿。

得法未应输老柏,植根兼得近幽兰。

虽无秾艳包春色,自许贞心老岁寒。

百草千花尽冷落,请君来向此中看。

从《金史》中特别提到郭长倩与当时金朝礼部尚书王无竞、侍郎施明望,文学家刘岩老、刘无*等名士交往甚密这点来看,其在当时应该颇具社会影响。由于自郑玄汉末“客耕东莱”之后的千多年里,境内再无文化名人出现,“名垂金史”的郭长倩因此被境内人士赋予了极高荣誉,有“泰山北斗”之荣称。

虽然只有一首诗作流传下来,但由郭长倩撰写《文登县新修县学记》的文登学宫重修记事碑却为人们提供了金代境内威海的很多宝贵信息。光绪版《文登市志》说:“长倩为儿童时,尚记从先生长者游于其间。不旋踵,盗起城陷,学舍悉为煨烬。”从这点来看,少年时的郭长倩就与文登学宫有着渊源,这也应是其在年为学宫重建撰写《文登县新修县学记》的原因之一。

重要的一点是,在这座碑阴题名的余人中,居然有21位进士;且除郭长倩外,光绪版《文登市志》将另外20人全部标注为“大定”年间进士。也就是说,在年至年的短短12年里,当时的文登县就出了20名进士,故“文登学”之名当始于金朝一代。但由于这些人除名字外别无任何信息,光绪版《文登市志》因之慨叹道,“斯皆山川之灵,偶然翕聚,数百年而一遇者也!然21人,旧志所载只郭长倩一人,馀皆姓字不传,盖无所以表见于世,虽幸掇巍科,亦与草木同腐。然则人之立身扬名,死而不朽者,必有道矣!”大意可以概括为,人生在世,即便侥幸是获取了“功名”,但如果不为后人留下点什么,也与草木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20人中还有两个人有一丝丝痕迹可寻,其中,郭荣祖因楷法娟秀而成为重修学宫碑的书写人;董居仁所作的“《县令王公去思碑记》,叙事谨严、不尚驰骛,长倩之亚也。”

对于境内如此多的人在短时间内考取金朝进士,一些持女真人是入侵者立场的人认为,由于“正统南渡,北蛮无知,境内全无国家观念”,才使得如此多的人抓住了机会,但如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境内全无国家观念”的提法实不足取,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权与中华文明其他朝代的更迭没有本质区别。

在此之前的金世宗大定十年(年),郭长倩还曾撰写过《重修梵云院碑记》,回顾了梵云院(原位于今小观镇)的历史以及如何重修等情况,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有着“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为*所取得的成就。

因郭长倩之侄郭天锡在其大定二十七年(年)撰写的《东华宫全真社记》中有“故中议大夫秘书少监”之语,人们断定郭长倩在此之前已经离世,但其留给人们的话题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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